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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澤連斯基公開受辱後再"求饒" 但還想保全"尊嚴"
2025-03-13 02:27:44
來源:
海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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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3-13 02:27:44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揚之】 在支持烏克蘭的口号聲中,斯塔默和馬克龍私下還是急着把小澤送回到特朗普跟前。 據說在上周與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談判破裂後,澤連斯基直飛英國,接受了英國首相斯塔默和法國總統馬克龍接連5天的悉心“輔導”。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二人說服澤連斯基用順應特朗普的方式和他打交道,先獲取其好感。 也因此,澤連斯基随後公開表示對白宮會晤“沒有按照預期的方式進行”感到非常遺憾,現在烏克蘭随時準備以任何方便的形式簽署礦産和安全協議,并準備就結束沖突進行談判。 公開受辱後再“求饒”,歐洲的“斡旋”看來頗有成效。就目前的情況來看,烏克蘭和歐洲的确還無法獨立于美國,要求他們一夜之間硬起來不現實,這也是特朗普能這麼強硬的根本原因。 德國《明鏡周刊》(DerSPIEGEL):背叛——先是澤連斯基,不久是我們?美國背棄盟友 特朗普的确是太過強勢,但他起碼不裝:屬于我的我要,不屬于我的,隻要我想要,也明确無誤地直接說出來。 他是商人,标榜是談判高手(Dealmaker),但他的談判技巧無非是以下幾個套路: 根據特朗普的個性,與其打交道最忌諱的是以下兩點:第一,用前政府和歐洲來當籌碼,他最恨的就是讓其“嘗盡羞辱”的拜登和在其眼裡與拜登“沆瀣一氣”的歐洲大部分政府。第二,談判對手不知輕重,沒牌硬打,覺得全世界都欠自己的。 無奈澤連斯基這次把這兩點全都給占了,因此,他白宮受辱也就不奇怪了。 人們在同情澤連斯基的同時,也有聲音指出他在外交場合的口吻和處事方式值得商榷。抛開美方對其“不知感恩”“缺乏敬意”的抱怨,歐洲對基輔的表現也“有苦難言”。 澤連斯基一衆堅信本國抵禦俄羅斯侵略的同時,也是在捍衛西方的民主和價值,換而言之,“我們不僅在為自己而戰,也是在為你們流血犧牲”。正是因為西方許多國家也有此共識,所以澤連斯基及其團隊在向歐美伸手要錢時會“理直氣壯”“毫不含糊”。 以前烏克蘭駐德國大使梅利尼克(AndrijMelnyk)為例: 2014年3月克裡米亞被俄羅斯吞并後,時任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在同年底正式任命在外交部負責“烏克蘭入歐事宜”的梅利尼克出任駐德國大使。他于2015年初正式就職,在任7年多,時間不算短。 梅利尼克上世紀70年代生于靠近波蘭邊境的利沃夫。他的家鄉在曆史上曾是波蘭領土(波蘭-立陶宛聯邦),二戰後蘇聯版圖大幅西移,利沃夫因而被納入烏克蘭蘇維埃加盟共和國,成為蘇聯領土。 其實,烏克蘭危機從一開始就是俄羅斯影響較重的東部和傳統上親西方的西部之間的沖突。西部曆史上屬于天主教的地盤,而東部則是東正教的範圍。加上斯大林時期烏克蘭發生的“大饑荒”(Holodomor)被烏克蘭人視作莫斯科的“種族清洗”,類同于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因此,蘇聯崩塌後,烏克蘭這個曾與俄羅斯和白俄羅斯并稱為“俄羅斯民族核心”的國家離心力很強。 梅利尼克在利沃夫大學專攻國際關系學以及德語翻譯,後來還去哈佛大學進修過,因此能說流利的德語和英語。他的意識形态無疑是親西方的,同時也是位比較激進的民族主義者。 梅利尼克在德國當大使期間,以口無遮攔、出言不遜的“非外交方式的言行”而出名。 2022年4月,烏東沿海城市馬裡烏波爾圍城戰正酣,正在波蘭訪問的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響應東道主杜達總統的建議,準備和波蘭以及波羅的海三國的國家元首一起前往基輔以示支持。 出人預料的是,澤連斯基并不歡迎施泰因邁爾,認為他當年作為施羅德總理的“大内總管”(總理府部長)和默克爾政府的外交部長,應當為德國“錯誤的對俄政策”負責。 烏方要求把施泰因邁爾換成總理朔爾茨,德國政界因此嘩然。朔爾茨則拒絕在本國元首被拒之門外的情況下,接受前往基輔的邀請,梅利尼克大使随之便諷刺朔爾茨的行為像“受辱的肝腸”。 在中國有“肝火旺”的說法,在德國,肝髒也被認為與人的性情(特别是憤怒情緒)密切相關。在德語中,這個人體器官常被用來表達一個人情緒化時的表現。“受辱的肝腸”翻成中文就是“小肚雞腸”“小題大做”或“玻璃心”。 梅利尼克的話連德國反對黨都聽不下去了,認為這種表述“難以接受”。聯合政府的自民黨副主席庫比基說得更直截了當:“朔爾茨不是肝腸,而是聯邦德國的總理!” 梅利尼克對傳統上相對比較“親俄”的社民黨(SPD)成見頗深,他在接受德國《每日鏡報》采訪時曾表示,施泰因邁爾幾十年來編織了一張(對俄)的“關系蜘蛛網”。 據《明鏡》周刊報道,梅利尼克還曾大罵德國外交委員會主席羅特是“混蛋”(“Arschloch”)。這個罵人話在德語中相當粗俗,類似中文中的“國罵”。關鍵是,社民黨籍的羅特根本不屬于“知俄派”,而是堅定的“挺烏派”,德國最後決定向烏克蘭輸送重武器就有他的一份功勞。 “挺烏派”尚遭此運,不支持向烏克蘭運送武器的左翼黨自然就更成為梅利尼克攻擊的對象了。他曾向左翼黨議員(現加入了BSW)德馬西開炮說:“最好閉上您這張左(派)嘴!”(“HaltenSielieberihrelinkeKlappe”);或幹脆稱瓦根克内希特為“令人作嘔的巫婆”(“widerlicheHexe”)。 朔爾茨因擔心德國被拖入戰争而一直拒絕向烏克蘭提供“金牛座”巡航導彈,社民黨議會黨團主席穆策尼希在議會辯論中支持朔爾茨的決定,并提出應該“凍結戰争”。 這下可在梅利尼克那裡捅了馬蜂窩,他在社交平台“X”上寫道:“這家夥曾經是、現在仍是德國最令人作嘔的政治家。永遠都是。”這似乎還不夠,他繼續寫道:“穆策尼希先生可能看起來‘體面’。但我堅持我的觀點:他曾經是、現在仍是德國最冷酷無情、最陰險的政治家。比德國選擇黨和BSW更糟糕。如果他成為大聯合政府的外交部長,我就一槍把自己打死。” 他不僅對德國政治家出言不遜,而且還時有幹涉德國内政的言論。譬如:在德國總理朔爾茨訪問莫斯科之前,他在德國廣播電台上指責朔爾茨“過于謹慎”,并呼籲朔爾茨在前往莫斯科時不僅要帶上“合适的毛衣”“還要在行李箱裡放入制裁的大棒”。他在接受《世界報》采訪時表示,朔爾茨當時拒絕停止從俄羅斯進口能源,這是“對烏克蘭的背刺”。 梅利尼克在任内并不認為自己的過激言論有何不妥,聲稱這是自己在當下情勢下的一種施壓方式,他在戰争爆發前不久接受德國《明星》周刊(Stern)采訪時說:“我的任務就是将手放在傷口上。”(往傷口上撒鹽的意思) 除此之外,這位大使的“右翼”言論也引起媒體的關注和反彈: 他在采訪中否認烏克蘭極端右翼民族主義者、曾與納粹德國合作的班德拉是屠殺猶太人和波蘭人的兇手,稱其是被蘇聯刻意妖魔化的犧牲品。以色列大使館随後指責梅利尼克“歪曲曆史事實,淡化Holocaust(大屠殺),并侮辱了被班德拉及其追随者殺害的人”。烏克蘭外交部也與梅利尼克的言論保持距離。 在馬裡烏波爾保衛戰中戰功顯赫的“亞速營”因與極右勢力關系密切,也因成員中亦有不少新納粹分子而受到西方媒體的質疑和批評,聯合國人權組織指控其犯有人權罪行,而梅利尼克卻認為這是俄羅斯的“假叙事”。 德國民間對這位“噴子”大使頗有微詞,政界卻表現得相當克制,即便不滿也非常隐忍。譬如,社民黨籍的“住房、城市發展和建築部”國務秘書(相當于副部長)巴托爾在推文中發表了“我覺得這位‘大使’已經令人無法忍受了”後不久,便删除了這條推文并道歉。 2022年夏,梅利尼克因經常出言不遜而被召回。消息傳來,德國聯邦議院副議長埃卡特還對他表示敬意。這位綠黨政治家表示:“梅利尼克為他的國家全力以赴。他是一個不容忽視、不知疲倦的自由烏克蘭的聲音。” 其實,梅利尼克的“出格”言論反映出來的是烏克蘭人的“受害者情結”和“為歐洲民主而戰”的使命感。因此,雖然澤連斯基及其團隊很清楚,沒有美歐的支持,烏克蘭堅持不了多久,但他們在求助和要錢時,絲毫沒做卑微狀,而是理所當然。誰不給錢,或拖延給軍火,就會招來基輔的指責,甚至“梅利尼克式”的攻擊。 在這方面,澤連斯基“以身作則”:他與朔爾茨總理通話時幾乎要挂電話,因為他認為這種對話就像“在與一堵牆對話”。朔爾茨的優柔寡斷在他眼裡無異于“在烏克蘭背後捅刀”。 德國人好脾氣,也很理性,你可以随便捏箍,但遇到特朗普這樣的“混世魔王”,你若還這樣,那就得“後果自負”了。 澤連斯基在白宮被當衆霸淩後,當年曾被烏方拒之門外的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還出來為其打抱不平,異常直率地批評了特朗普。他在飛往烏拉圭的途中對德新社表示:“當衆羞辱談判夥伴的那一刻,外交也就失敗了。我從未想過,我們有朝一日不得不在美國面前保護烏克蘭。” 如果我們把時間節點定格在冷戰之後,那麼烏克蘭的确可以被稱為純粹的“受害者”,而且是“雙重意義”上的“受害者”: 蘇聯解體後,烏克蘭分得蘇聯核武庫的三分之一,擁有當時世界第三大核武庫,以及重要的設計、生産方式以及相關設備。 1994年12月5日,烏克蘭、俄羅斯、英國和美國的領導人簽署了《布達佩斯安全保障備忘錄》,為烏克蘭放棄核武并加入《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提供安全保障。 俄英美三國承諾,1)尊重烏克蘭的獨立和主權以及現有邊界(沒做到),2)有義務不對烏克蘭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進行威脅或使用武力(沒做到),3)不進行旨在使烏克蘭……屈從于經濟脅迫,從而獲得任何形式上的好處(沒做到)。4)在烏克蘭成為使用核武器的侵略行為的受害者或侵略威脅的對象時,立即尋求聯合國安理會采取行動,向烏克蘭提供援助(部分做到)。另外還有兩條在此省略。 烏克蘭正是在大國提供安全保障的情況下,才同意銷毀核武器的。事實證明,這份《備忘錄》形同虛設,沒有提供任何“擔保”。 沒了核武,烏克蘭便失去了戰略威懾力。 如果基輔能如基辛格建議的那樣,在之後采取“左右逢源”的策略,它的日子或許會相當不錯。可惜,随着北約和歐盟的不斷“東擴”,烏克蘭在西方的“誘惑”、“挑唆”和“慫恿”下選擇了戰略幼稚的“一邊倒”道路,也因此引發俄羅斯的強力反彈和武力幹預。 歐美的支持從開始的“悲觀猶豫”,到中間讓基輔“不死不活”,再到最後特朗普的“改弦易轍”和“強搶明奪”,烏克蘭官民可謂嘗遍了作為“代理人”和“被閹者”的辛酸苦辣。 這次在英法兩國的斡旋(或壓力)之下,澤連斯基在“受辱”後表示願意重回華盛頓簽約,但有一個“條件”:閉門談判。 顯然,他絕對不想再重蹈覆轍,但同時也說明,他還試圖維護某種與美國“比肩齊眉”的地位。換而言之,關起門來你怎麼着都可以,但在外還是要保全我作為堂堂一國元首的尊嚴。 可是,正如中國人常說的那樣: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軟。從古至今,弱國哪有外交可言,乞讨何談尊嚴之有? 有學者對此有不同的看法,并用被譽為“中華民國第一外交官”顧維鈞的話來加以佐證弱國也有外交。其實,顧對“弱國無外交”是有切膚感受的,隻不過,他同時也強調,國弱才更需要外交,才更要懂得如何外交。 顧維鈞在巴黎和會上的表現,無疑是一個“弱國”的外交使節據理力争和巧妙斡旋的典範:他在《山東問題說貼》中力陳中國不能放棄孔夫子的誕生地山東,猶如基督徒不能放棄聖城耶路撒冷;他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與日本代表牧野伸顯(MakinoNobuaki)唇槍舌劍數十回合,讓對方難以招架,并因此赢得美英法三國首腦的盛贊。 但這位外交奇才最終并未能改變日本接管德國在山東權益的結果,因為歐美代表擔心日本若退出可能導緻巴黎和會流産,于是對東京作出了犧牲“戰勝國”中華民國主權利益的讓步。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在此不妨從中外現代史中各選一例: 當特朗普和普京為解決俄烏戰争單獨談判時,不少人将這種不讓“受害者”烏克蘭參與的做法,比作1938年英法德意抛開當事國捷克斯洛伐克,簽訂割讓蘇台德地區的《慕尼黑協定》。 捷克總統帕維爾表示,美國不應在烏克蘭未參與的情況下私自達成協議,“否則将是慕尼黑綏靖曆史的某種重演,而捷克斯洛伐克對此深有體會”。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也提出:“我不禁要問:我們是否又回到了193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 關于1938年那段曆史,輿論的普遍認知是:第一,綏靖政策無法阻止侵略和擴張野心;第二,大國和強國以出賣小國和弱國利益來滿足自己的“内需和外需”。 當年希特勒解決捷克斯洛伐克的指令文獻來源:NS-Archiv(納粹檔案) 人們可以把重點放在對希特勒掠奪“生存空間”的譴責上,但更可悲和可惡的是,英法這兩個并非“弱國”的國家,當年居然主動将布拉格這個“盟友”送上了納粹的祭壇;波蘭和匈牙利更是趁火打劫,參與了對鄰國的瓜分。難怪丘吉爾在戰後回憶錄中,将波匈兩國形容為“捷克斯洛伐克屍體上的秃鹫。” 英國首相張伯倫從慕尼黑返回英國後,在機場揮舞着協定文本宣稱“這是曆史上第二次英國首相從德國帶回保持尊嚴的和平,我相信這就是我們一個時代的和平。” 他在這裡略去的“第一次”是指1878年時任英國首相迪斯雷利(BenjaminDisraeli)率團前往柏林參加由德國首相俾斯麥主持的國際會議,重新談判俄羅斯和奧斯曼簽訂的《聖斯特凡諾條約》。在這次會議上,迪斯雷利通過強硬的外交手段,成功削弱了俄羅斯在巴爾幹半島的影響力,确保了英國在地中海和中東的利益。 張伯倫返英後自吹自擂所謂的“和平成果”(Peaceforourtime),迪斯雷利歸國後亦受到英雄般的歡迎,他聲稱帶回了“光榮的和平”(PeacewithHonour),但一如1938年的《慕尼黑協定》出賣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1878的《柏林條約》也是以縮小保加利亞領土範圍、承認奧匈帝國對波黑地區的占領為代價的。 張伯倫在機場手持《慕尼黑協定》 這些“和平”論調,我們從特朗普這裡也能反複聽到:他一再強調,自己的斡旋是為了避免每天新的死亡,是為了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是為了和平。實際上,他單獨與俄羅斯媾和,是為了在烏克蘭和歐盟介入前,先為美國搶到最實惠的利益(礦藏),并以此(加上他其他的“帝國主義訴求”)作為自己的政績來為将來突破憲法的約束,延長執政時間鋪路。 同理,張伯倫之所以對希特勒采取綏靖政策,一方面是他對納粹政府的擴張決心和歐洲局勢的誤判,同時也是出于内政的需要:經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創傷後,英國的經濟已不堪新戰端的重負,民衆的厭戰情緒相當普遍;另外,英國在軍事上尚未做好與德國硬杠的準備,還需要時間備戰。 從這個意義上說,2014年俄羅斯拿下克裡米亞後與烏克蘭簽訂的兩份《明斯克協議》,也是歐盟“雙套車”德法兩國主持下的“綏靖”結果。默克爾和奧朗德事後都承認當時是為重新武裝烏克蘭争取時間。 1945年的中華民國雖然不是一流強國,但畢竟還是遠東戰場的主力,并不算字面意義上的“弱國”。 然而,面對遭受侵略并為抵抗日寇付出極大生命财産代價的“盟國”,羅斯福、丘吉爾和斯大林在雅爾塔會商時卻出賣了中華民國的利益。 會前未邀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參加,據說是因為羅斯福極度鄙視蔣介石的指揮能力,而蔣又拒絕交出作戰指揮權,所以,羅斯福為防止中國戰線潰敗,最後以犧牲中國權利來換取斯大林的對日宣戰。 雅爾塔會議中的三巨頭:丘吉爾、羅斯福和斯大林 根據三方簽訂的《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協定》,蘇美英三大國領袖同意,在德國投降及歐洲戰争結束後兩個月或三個月内,蘇聯将參加同盟國方面對日作戰,但條件是: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狀須予維持。 二、由日本1904年背信棄義進攻所破壞的俄國以前的權益應須予恢複,即:甲、庫頁島及臨近一切島嶼須交還蘇聯;乙、大連商港須國際化,蘇聯在該港的優越權益須予保證,蘇聯之租用旅順港為海軍基地須予恢複;丙、對擔任通往大連之出路的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應設立一中蘇合辦的公司以共同經營之。三方商定,蘇聯的優越權益須予保證,而中國須保持在滿洲的全部主權。 三、千島群島須交予蘇聯。 經諒解,有關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鐵路的協定,尚須征得蔣介石的同意。蘇聯本身表示準備和中國國民政府簽訂一項“中蘇友好同盟協定”,并以其武力協助中國達成自日本枷鎖下解放中國之目的。 當時三國約定,《雅爾塔協議》在一定時間内對蔣介石秘而不宣,但蔣介石已經隐隐約約知道了這個協定的一鱗半爪。鑒于蘇聯即将參加對日作戰,蔣介石指令組成中國政府代表團赴莫斯科解決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相關問題,實際上就是解決外蒙古“維持現狀”的問題。 對中國來說,“外蒙古的現狀”毫無疑問就是歸屬中國,但蘇聯理解的“現狀”是外蒙古脫離中國,這是它出兵對付日本的條件。 随同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長宋子文等一同前往莫斯科的蔣經國兼有雙重身份:佩挂上校軍銜的中國代表團成員和蔣介石的私人秘書。他曾在蘇聯生活過12年,也多次與斯大林會晤過。蔣介石清楚此次任務十分艱巨,在正式渠道談不攏時,希望蔣經國能夠與斯大林單獨接觸,争取有利于中國的會談成果。 根據蔣經國後來的回憶,斯大林在正式談判時,“傲慢地、粗暴地”把《雅爾塔協議》文本摔向宋子文,揮着手中的煙鬥說:“您可以讨論問題,但在談判時必須以這個文件為基本依據。” 蔣經國據理力争,用俄語說:“蘇聯肯出兵對付日本,這對中國是件好事。但是,如果由于蘇聯的出兵而使中國放棄對外蒙古行使主權,坦白地說是丢了外蒙古,這個要求中國實在難以遷就。因為這是個主權的問題,如果我們答應貴方要求,那麼中國四萬萬民衆都會罵我們是賣國賊。”“您應該知道,中國為了收複被日本侵略的失地,迄今已進行了七年抗戰。現在日本人還沒有被趕走,東北和台灣還沒有收回,再丢失外蒙這麼多領土,抗戰意義又何在呢?人民将不能饒恕我們。” 斯大林态度強硬地回應道:“您應該明白,今天不是我請求您提供幫助,而是您在請求我的幫助。日本占領了中國,既然要讓蘇聯來幫忙,那就應該接受我們的要求。假如您的國家有實力,你們能夠自己粉碎日本人,能夠自己保全領土,那麼我當然無權提出要求。你們沒有這樣的力量,因此您現在說的都是廢話。” 此情此景,與特朗普和澤連斯基在白宮紅着脖子争吵的内容幾乎如出一轍。 到最後,已沒耐心的斯大林直截了當地說:“交還蒙古是不可能的。”他還對蔣經國說:“條約是個不可靠的東西。”言外之意,即便簽約,他也不相信任何人,不相信任何國家,最終還是要靠本國的實力來鎖定利益。 在這場博弈中,蔣介石堅持的是“對付中共為優先”的思路,他認定抗戰之後必有一場内戰,兩害取其輕,因此力争蘇聯在即将發生的國共戰争中保持中立。為此,他放棄了對外蒙的主權立場。 “關于我們,但沒有我們”——澤連斯基如今的遭際,蔣經國當年經曆過,捷克斯洛伐克的領導人也體會過。 歐洲不久前一直流行一種說法叫“基于價值觀的外交”,如今,特朗普的一通操作,在世人面前将這個“政治神話”徹底掃進了曆史的垃圾堆。 2014年爆發在烏克蘭的抗議活動和武力沖突被稱為“尊嚴革命”(RevolutionofDignity)。 之所以被取名“尊嚴”,是因為抗議者要求基本人權、自由和尊嚴,也因為沖突中的死傷者成為尊嚴和正義鬥争的象征。這個冠名其實是在強調抗議活動已超越一般政治訴求,被上升到了“道德和倫理”的層面。 十多年後的今天,烏克蘭似乎還在為這份“尊嚴”而掙紮。隻是,這次面對的不是國内的當政者,而是國際上的強權。 當然,大國未必強,小國未必弱。 曆史上,區區歐洲外海的英倫三島,曾建立起萬邦來朝的“日不落”帝國;滄海之東的“彈丸小國”日本一度曾野心膨脹到恨不得要與整個世界争雄。反之,當年中華民國可謂幅員遼闊;今天的烏克蘭也算是俄羅斯之外最大的歐洲國家,但在強權面前,都先後尊嚴掃地。 悲觀主義者亞瑟·叔本華說,人們從曆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沒有從曆史中學到任何東西。 強權的套路從古至今幾乎沒變,強國出賣弱國的理由也大同小異。不同的是,今天的強權比以往擁有了更多的手段。 人們渴望的“和平與正義”,是否隻能成為強國利益碾壓下的犧牲品?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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